姚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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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称苞、刘大櫆并称有“桐城三祖”，被盛誉有“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称、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有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同；“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称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不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有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朝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有，“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朝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有治学之本，故指斥考同的汉学家有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有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有词近于称，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有文“以神、韵有宗”(称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有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朝深博大，足有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有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有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有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有顺序，以游踪有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藏书故实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开，出任纂修官，曾撰写书录91篇，于道光十二年（1832）汇为《惜抱轩书录》4卷，为其藏书跋尾题记之属。有《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1册。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40年。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文，曾受业于，论者称他辞近，理深于刘大櫆，三人均为桐城籍，世称“桐城派”。家有藏书楼名“惜抱轩”，藏古文、经、史、字画居多，藏书印有“鼐”、“大季氏”、“惜抱轩藏书印”等。著有《惜抱轩文集》。选辑有《古今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
生平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
姚鼐的诗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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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媚笔泉记》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漎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巂。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
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
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
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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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随园君墓志铭》
君钱塘袁氏，讳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祖讳锜，考讳滨，叔父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君之少也，为学自成。年二十一，自钱塘至广西，省叔父于巡抚幕中。巡抚金公鉷一见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即举君。时举二百馀人，惟君最少。及试，报罢。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又改发江南为知县；最后调江宁知县。江宁故巨邑，难治。时尹文端公为总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矣。既而去职家居，再起，发陕西；甫及陕，遭父丧归，终居江宁。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
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馀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试为溧水令。其考自远来县治。疑子年少，无吏能，试匿名访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宁尝朝治事，夜召士饮酒赋诗，而尤多名迹。江宁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为不足道，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无子，抚从父弟树子通为子。既而侧室钟氏又生子迟。孙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北，遗命以己祔。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仓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宁，从君游最久。君殁，遂为之铭曰：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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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灵岩记》
泰山北多巨岩，而灵岩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来观之。其状如垒石为城墉，高千馀雉，周若环而缺其南面。南则重嶂蔽之，重溪络之。自岩至溪，地有尺寸平者，皆种柏，翳高塞深。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寺后凿岩为龛，以居佛像，度其高，当岩之十九，峭不可上，横出斜援乃登。登则周望万山，殊骛而诡趣，帷张而军行。岩尻有泉，皇帝来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饮余。回视寺左右立石，多宋以来人刻字，有墁入壁内者，又有取石为砌者，砌上有字日“政和”云。
余初与朱子颍约来灵岩，值子颍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聂剑光偕余。聂君指岩之北谷，溯以东，越一岭，则入于琨瑞之山。盖灵岩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济；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济，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图澄之弟子曰竺僧朗，居于琨瑞山，而时为人说其法于灵岩。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灵岩有朗公石焉。当苻坚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楼阁甚壮，其后颓废至尽；而灵岩自宋以来，观宇益兴。
灵岩在长清县东七十里，西近大路，来游者日众。然至琨瑞山，其岩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书以告子颍：子颍他日之来也，循泰山西麓，观乎灵岩，北至历城。复溯朗公谷东南，以抵东长城岭下，缘泰山东簏，以反乎泰安，则山之四面尽矣。张峡夜宿，姚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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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论》
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过，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国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
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庭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益其自取邪！
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术也，而卒出于同者，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
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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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池州》
桃花雾绕碧溪头，春水才通杨叶洲。
四面青山花万点，缓风摇橹出池州。 -
《左仲郛浮渡诗序》
江水既合彭蠡，过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各以其胜出名于三楚。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注游者这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番见于其诗，使余光恍惚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积虚浮素，云水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乎，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在，快平生这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