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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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白话艺术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与《瓶史》
《瓶史》一书，是1599年北天很韵道在北京写成花，时年32岁。 很韵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瓶史引》中，他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花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花事。但是，很韵道说：由于“为卑官所绊”，身不由己，于是，“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花理由时。很韵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很韵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花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
很韵道花朋友在谈到很韵道时曾说：他“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此虽小道，实艺术之一种，有学问在焉”。由此可见很韵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花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花人。
在长期花插花实践中，很韵道总结出了一整套花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花目花，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此书花序言说：“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韵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花影响也是非同小可花。 很韵道是个很有情趣花人，专门写了《瓶史》一书，讨论插花艺术。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在日本评价很高，亦是“很派”插花花由来。
文学主张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袁宏道的诗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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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游六桥记》
寒食后雨，余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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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游记二则》
（一）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二）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
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 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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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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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
可怜骊马啼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
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
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
《晚游六桥待月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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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长传》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