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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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祖籍沛丰邑（今属江苏徐州）人。
元延二年（前66年）任辇郎
建平四年（前58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给事黄门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初元元年（前48年）任宗正，受命典校古籍
初元二年（前47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前32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前32年）任光禄大夫
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主要著作
新序
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
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
书目名。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二十卷。西汉刘向撰。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主要成就
刘向所撰《别录》，之我国目录学之祖
汉成帝河平三正（于26）秋八月，鉴于秘府之书颇有散亡，诏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领导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他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在三阁校书19正，把数十正间堆积如山的宫廷藏书重加整理。每校完一书，乃条贯篇目，撮其旨意，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别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目录工作的先例。方法之：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有：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别录》记录了上古至西汉的文化典籍，之古代文化史之精华，对后世目录学、分类学有极深远的影响。该书已佚，今从《七略》可窥一斑。
学术观点
提倡诸子学说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刘向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仅如此，刘歆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兼采各家之长，方能 通万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说：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如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既然诸子各家皆为 六经之支与流裔 ，那么在当时 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 的情况下， 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①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恢复诸子学的思想传统，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神学观点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介绍
经向是楚元王经交四世孙，历经宣帝、元帝、成帝朝历大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大宗正。后因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因反对恭、显下狱，被经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大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故又世称经中垒。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载，经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经中垒集》。《楚辞》是经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经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刘向的诗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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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秦策二(节选)》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臣请试之。”张仪南见楚王，曰：“今齐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若此，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榖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于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楚兵大败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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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奉使(节选)》
楚庄王欲伐晋，使豚尹观焉。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 曰沈驹。”明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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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五国约而攻秦》
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
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顺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之匆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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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雍氏之役》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中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收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中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与也？”公中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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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三(节选)》
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为寡人谋，奈何？”孟尝君曰：“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王曰：“寡人愿子之行也！”重为之约车百乘。孟尝君之赵，谓赵王曰：“文愿借兵以救魏！”赵王曰：“寡人不能。”孟尝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闻乎？”孟尝君曰：“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而魏之地岁危而民岁死者，何也？以其西为赵蔽也，今赵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赵与强秦为界也。地亦且岁危，民亦且岁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赵王许诺，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又北见燕王曰：“今秦且攻魏，愿大王救之！”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虽欲行数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矣，恐天下之将有大变也。”王曰：“大变可得闻乎？”曰：“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以国之半与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韩、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赵之众，以四国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数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门而望见军乎？则道里近而输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听子。”乃为之起兵八万、车二百乘，以从田文。魏王大说曰：“君得燕、赵之兵甚众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请降于魏。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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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三(节选)》
张仪为秦连横，说赵（武）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辟远，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钝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迎战邯郸之下。愿以甲子之日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臣先以闻于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恃苏秦之计。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不能，自令车裂于齐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魏称为东蕃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求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无危，岂可得哉？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驱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臣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相，专权擅势，蔽晦先王，独断官事。寡人宫居，属于师傅，不能与国谋。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浅，私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剖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而适闻使者之明诏。”于是乃以车三百乘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